其实不论张朝阳此举的真实动机是什么，国内网络视频行业盗版严重的污点是无法抹去的。
中国的视频元年是2006年，比美国晚一年。因此，中国的网络视频行业一诞生便走上模仿美国的道路，并分成了HULU派和YouTube派两大阵营。
在美国，网络视频行业主要有两种商业模式——除了YouTube这种以跟原创用户分享广告收入为主的模式外，还有一种是以“正版+免费+广告” 为主的模式，典型的代表网站是HULU(呼噜或葫芦)。在今年上半年美国网络视频行业4.77亿美元的收入中，HULU就占了20%之多。
但中国的创业者们很快发现照抄哪种模式都没戏。
YouTube派的人很快发现，美国的DV文化发展了几十年，而中国只有两三年，缺乏能够打动广告主的高质量原创产品。
而HULU派也意识到，中国的媒体资源相比美国要分散得多，版权谈判工程浩大。而且很多版权方为了保障电视台的利益，对视频网站的请求一直犹豫观望。例如优酷在2008年底之前买的大多是几年前在电视上热播过的电视剧，比如《奋斗》。直到今年，他们才开始购买到电视台刚刚开始播放的热播剧，但依然不能同步播放。
这就逼着很多中国视频网站走出了一条HULU和YouTube两种模式“杂交”的道路——购买版权和用户原创两条腿走路。以优酷为例，媒体合作部分占70%，原创占30%。而很多小网站没钱购买版权，只能加大原创比例。“原创为主的模式在国外发展得很好，但在中国却变成了挂羊头卖狗肉，视频分享成了盗版的代名词。”参与发起反盗版联盟的视频网站激动网总裁吕文生说。吕文生曾是《成都商报》创始人之一，他于2006年创办激动网。
以原创为名的网络视频盗版，对版权方形成了倒逼之势——不卖为零，有一分赚一分，最好的办法是“放水养鱼”。因此，一开始各方在版权定价上形成了低价的默契。
在2005年时，版权当白菜论斤卖，500元一部的电影算贵的。而今天，《赤壁》(下)250万元的价格破了纪录。独家版权的电视剧在去年只有 2000-3000元一集，如今已飙升了4-5倍，直逼中等规模的省市电视台购买价，《新三国演义》的网络版，更是喊到了千万元的高价。
特别是自8月初搜狐发起的反盗版联盟成立后，版权方强势起来了。古永锵抱怨说，网尚文化等分散版权方的统一谈判代表，过去一直促进着版权的合理定价，但如今这些公司纷纷露出提价倾向，“有点趁火打劫的意思”。
这个行业的利益分配机制还不成熟，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在瓜分有限的广告费，而其中大部分落入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的口袋，以支付高昂的带宽成本。
一旦版权成本上升，财大气粗的搜狐能够继续赔钱搞视频，那些徘徊在温饱线上的广大视频网站将只有两条路可走，一是倾其所有购买版权，实现全面正版化，这很可能让他们陷入现金枯竭的境地。二是将所有盗版视频剔除，实现全面无盗版化。这又将导致他们陷入节目资源枯竭的境地。
为了对冲版权的成本，激动网通过将购买的独家影视剧版权分销给土豆网和搜狐网等，以减少约40%的成本。
更多的企业选择变本加厉地盗版，他们有自己的苦衷：很多风险投资者在初期都是看流量，这就逼着创业者去盗版。而在后期又看重公司的盈利能力，要满足投资人的需求，只能继续盗版降低成本来获得盈利。“投资商大都是照着YouTube模式来投的，管理层老给他们看流量上涨了的报表，投资人一高兴，加上没有什么人出来维权，投资商也觉得能过就过吧，就有了侥幸心理。”张朝阳说。